玛瑙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宝玉石之一，在人类宝玉石的应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华民族在近万年的石器加工应用中，积淀了大量的玛瑙开采、认知及加工经验，并从造型、用途中传承了本民族的文化与审美。同其他玉种共同构建出精美绚丽的中华玉文化。玛瑙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四大玉种（透闪石，蛇纹石，绿松石，玛瑙）之一。由于玛瑙品种丰富、质地坚韧、色彩多样，而被先民广泛使用，制作成饰品、工具、武器等。从石器时代以来，留下了大量玛瑙质文物。

       而在西方，玛瑙同样是早期先民使用的宝玉石种类之一，诸多文明将玛瑙用作装饰或实用器物的制作。玛瑙在其文化上的重要性，丝毫不弱于中华文明。

石器时代的玛瑙

       在距今约200万年—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华夏祖先已开始使用玛瑙及其他种类玉石。在旧石器时代，石质工具的制作工艺简单，将天然石块经过敲打，即得到适用的简单工具，故称之为“打制石器”1-1-1）。

       经过漫长的岁月，先民逐步对石器的形状制作、材质选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认知，进而学会了选择相对坚硬、断口锋利耐磨的石种加工打制成工具。此时玛瑙断口坚硬锋利的优势逐渐显现，所制工具能够更好地满足先民生存与生活需求。在各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多有玛瑙质原始刮削工具出土，称为“细石器”。

图1-1-1：旧石器时代刮削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随着时间地推移，生产力不断提高，在距今1万年左右，为满足器具造型、用途等需求，先民开始对石料进行精细打磨，进而出现磨制石器，这标志着人类逐步完成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地演变。

       新石器时代，对石质工具的加工技艺又有了显著提高。这个时期出土的玛瑙制品，运用了相对精细的打磨技术，并将实用与审美结合起来，继而出现了原石的玛瑙玉器。近代发掘的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多年前）、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多年前）、夏家店文化遗址，均有不同数量的玛瑙类制品出土（如图1-1-2）。其用途分化明确，从实用工具到装饰物品均有，已具备人体装饰功能，玛瑙的用途逐步趋于多元化。装饰用途的出现，也为玛瑙日后向装饰性珠饰和礼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1-1-2：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髓玦，距今约8200年，引自《玉器起源探索》

商周战国时代的玛瑙

       商、周时期玛瑙器物出土较多，形制与其他玉石品种基本保持同步，但更侧重于小型装饰物。由于玛瑙原石体积较小、裂纹多、硬度高、难加工等自身特性，用于礼器的玛瑙要少于其他玉石品种，多见环佩和珠饰。著名的殷商妇好墓里已有玛瑙珠串出土（如图1-1-3），这说明在殷商时期，中华玉文化已出现因材而异的用途分化。

图1-1-3：商代红玛瑙珠，河南省安阳市商殷墟妇好墓出土，康龙轩 摄

       西周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促进组佩制度蓬勃发展，用以彰显身份地位。组佩多由玉、红玛瑙、贝壳、费昂斯等组成（如图1-1-4），因西周崇尚火德，组配中红玛瑙珠饰占比很大。随着加工工艺的进步，西周时期红玛瑙珠饰得以大量制作，收藏界称为西周玛瑙。各地博物馆所藏西周时期组佩中常见此类西周玛瑙，流于民间的西周玛瑙也不在少数。

图1-1-4：西周组佩，由红色玛瑙、贝壳、费昂斯等组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春秋战国时期，玛瑙形制较前朝稍有变化，题材选取更趋广泛。随着加工工艺的提高，玛瑙饰品和雕刻品的数量随之增加，具有代表意义的有玛瑙环、斧（如图1-1-5）、珠、剑饰等礼器。

图1-1-5：战国玛瑙斧，礼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随着东汉末年佛教传入，玛瑙成为佛教七宝之一，”七宝”之说，指七种珍宝引，又称七珍，表七菩提分。东汉三藏法师安世高译《阿那邠邸化七子经》，其中“此北方有国，城名石室，国土丰熟人民炽盛，彼有伊罗波多罗藏，无数百千金银珍宝、车𤦲、马脑、真珠、琥珀、水精、琉璃、及诸众妙宝。”，“有城名蜜絺罗。谷米丰熟人民炽盛。彼有宝藏名般筹。无数珍宝，金、银、车磲、马瑙、真珠、水精、琉璃、珊瑚、琥珀。”两段话中，记叙了佛教七宝的雏形，文中出现的“马脑”一词，并非梵文的音译，而是梵语的实际的含义：马的脑。这是一个形象的描写，因其外观酷肖马的大脑，故此得名。玛瑙最初是以色彩来区分名类，红色称之为琼，黑色称之为玖。因同为玉属，红色玛瑙亦有赤玉之称，随着佛教传播逐步扩张，“马脑”逐渐写作“玛瑙”，成为汉语中此类矿物的统一名称，直至今日。而之前因色彩而来的诸多称谓，则慢慢地消失于时间的历史长河中。七宝随不同经文的翻译产生诸多版本，但玛瑙在各个版本中皆为其一，常见的七宝有金、银、琉璃、砗磲、珊瑚、琥珀、玛瑙，自此玛瑙广泛用于制作珠串等佛教用品。

       在古代西方，玛瑙同样被广泛使用。爱琴海的米诺斯文明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玛瑙制作印石（如图1-1-6）。位于亚平宁半岛上的伊特鲁里亚人将玛瑙镶嵌于首饰上佩戴（图1-1-7）。而在古罗马时期，出征的士兵会选择一块玛瑙作为自己的护符石，他们认为玛瑙能够带来好运和胜利。西方宝石文化认为玛瑙会带给人好运，有增强信心、愉悦身心的魔力，玛瑙同橄榄石一起被定为8月生辰石，具有辟邪祈福的美好寓意。

图1-1-6：玛瑙印石，公元前19~16世纪，米诺斯文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1-1-7：黄金镶嵌玛瑙装饰品，公元前五世纪，伊特鲁里亚文化，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两晋、唐、宋、元、明、清的玛瑙

       从两晋到唐宋，玛瑙雕刻品大量出现，精品层出不穷，如西晋的夔龙玛瑙璧（如图1-1-8）和唐朝的兽首玛瑙杯。
在东晋的《拾遗记》里，记有一段关于玛瑙的文字：“帝颛顼时，有丹丘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充於厨。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玛瑙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於中国用者。一云：玛瑙者，恶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黄帝时，有玛瑙瓮。至尧时，犹有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可见当时人们对玛瑙的认识，将其录于多个上古神秘民间传说之中，作为宝物的代称。

图1-1-8：西晋夔龙玛瑙璧，洛阳偃师出土，洛阳博物馆藏，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唐朝，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割据和战乱，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因推崇民族融合且宗教宽容，唐朝复兴的玉文化与前朝有很大差异。这一时期，佛教已十分普及，玛瑙一直以玉石和佛家七宝之一的双重身份被使用，以制作实用器具和珠饰为主。在与西域的交互沟通发展中，玛瑙的雕刻融合了东西方艺术风格，其中的兽首玛瑙杯为唐朝雕刻的代表作（如图1-1-9）。

图1-1-9：唐兽首玛瑙杯，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宋辽时期，玛瑙延续唐朝的用途，在宋朝的《太平御览》珍宝部，玛瑙名列其中，并汇总关于玛瑙的历代文献记叙，这也说明了宋朝玛瑙的珍宝地位（如图1-1-10）。

图1-1-10：宋代玛瑙碗，国家博物馆藏

       玛瑙在辽金时期应用同样广泛，北方民族受佛教影响而对珠饰十分喜爱，玛瑙大量用于制造各种形状的珠饰，甚至制成存放佛祖真身舍利的容器。

       在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发现的辽代玛瑙舍利罐，罐体造型端庄，光润瑰丽。罐口饰有伞形金盖，盖顶金环纽上穿二根金链连在罐颈部的金丝绳。金盖錾刻仰莲、金翅鸟、火焰和联珠纹，工艺精湛。罐中原保存有两粒佛舍利与五颗鎏金珍珠（如图1-1-11）。

图1-1-11：辽代金盖玛瑙舍利罐，1988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北塔，辽宁省朝阳市北塔文物管理所藏

       元朝时期玛瑙制作工艺、题材较前朝均有长足发展，用途更趋广泛（如图1-1-12），并出现了玛瑙巧色雕刻的工艺形式。

图1-1-12：元代红白玛瑙围棋，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豁口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明朝时期，中国再次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国力强盛，商业发达。玛瑙艺术的品评标准和赏玩方式，在明朝得以确立并成熟。经过宋元时期的积累沉淀，明朝人对玛瑙材质、产地、工艺等已有详尽的探索与研究，并体现在大量的文献注录之中。

       明朝的琢玉工艺分工细化，文人对玉石赏玩趋于专业化，诸多雅士文人和能工巧匠参与到玛瑙的创新、制作之中。至明朝中晚期，作为治玉中心的苏州兴起“以小见长”和侧重“性灵趣味”的文人化赏玩风尚，这种风尚对明朝以后的中国艺术形态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尚古风气盛行，对战汉玉器形制多有仿制，但多有变化（如图1-1-13）。

图1-1-13：明代螭纹玛瑙璧，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引自《中国传世玉器全集》

       清朝以来，随着数代帝王对文化艺术的热衷和国力民生的恢复，至清中期，全国流行佩玉之风尚，玛瑙也被大量用于装饰制品，如摆件（如图1-1-14），鼻烟壶、十八子（手串）、衣服鞋帽的花片等。清朝玛瑙材质品种丰富，因年代距今较近，清朝玛瑙器物在古玩市场并不难见，各地博物馆也多有陈列。

图1-1-14：清代玛瑙石榴摆件，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在中华玉石文化发展史中，玛瑙与其他玉石种类交织融合，从石质工具脱颖而出成为“石之美者”，从工具逐渐演变为具备文化象征意义的礼器、饰品，共同成为中华玉文化的主要载体，诠释着中华民族对玉文化的深厚情感与独特解读。